
企业该如何把关杀虫剂登记
近日,在一次农药登记新动向研讨联谊会上,有企业反映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经过近2年时间才完成了室内生测试验、急性毒性试验、田间药效试验、环境毒性试验、农药残留试验等各种试验,申报登记,最后给“毙”了,几十万元资金打了水漂。
如何把关产品登记、特别是杀虫剂登记,应该引起企业的高度重视。
如果把关不好,不能顺利通过登记评审,就不能取得产品登记证。即使拿到了农药登记证,由于使用过程中发现存在环境、残留等方面的高风险问题,也会导致产品寿命不长。2013年12月9日,农业部发布2032号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停止受理毒死蜱和三唑磷在蔬菜上的登记申请,停止批准毒死蜱和三唑磷在蔬菜上的新增登记;自2014年12月31日起,撤销毒死蜱和三唑磷在蔬菜上的登记,自2016年12月31日起,禁止毒死蜱和三唑磷在蔬菜上使用。
企业究竟应该怎样把关杀虫剂的登记?
高毒、高残留、高环境风险类的产品,即使效果再好,最好远而避之。我国自2000年开始以来的2次禁限用高毒农药行动,就是剑指高毒农药;五氯酚钠先后被停止、撤销登记,就是因为高环境风险问题;氟虫腈被停止和撤销在水稻上的登记,就是因为对水生生物的毒性问题;硫丹、溴甲烷适时淘汰,就是因为国际公约问题;毒死蜱和三唑磷停止、即将撤销在蔬菜上的登记,就是因为残留问题等等。
高效、低毒、低残留类的产品,如果存在其它风险问题,最好谨慎而为。茶皂素是公认的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还是国家鼓励发展的生物农药,由于对水生生物有一定的风险,就很难顺利通过登记评审。吡虫啉等新烟碱类杀虫剂,由于对蜜蜂的毒性很高,欧盟启动对此类杀虫剂禁限用新规,目前虽然没有在我国禁限用,但不等于明天不会发生。因此,农药企业在对存在风险的农药进行登记时要有研判能力和预见性,以避免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已存在高抗性风险的品种,务必引起高度警惕。稻飞虱对吡虫啉、噻嗪酮等产生高抗性,螟虫对毒死蜱、三唑磷等产生抗药性,棉铃虫对菊酯类农药产生抗药性,等等,企业对这些品种在相应作物上的登记应该有避险意识。
结合我国杀虫剂登记管理的新动态,企业应该提前做好登记布局。氟苯虫酰胺、氯虫苯甲酰胺、四氟虫酰胺等,由于对甲壳类水生生物风险高,需要半田间试验,进行风险评估;丁虫腈、乙虫腈对蜜蜂存在较高风险,虫螨腈对水生生物高风险等,办理登记要慎之又慎,避免氟虫腈登记悲剧重演。
企业要时刻掌握信息并据此进行判断,对存在登记风险的品种不要顶风而为。昆虫调节剂中的脲类对大型蚤剧毒,对甲壳类生物有风险;菊酯类农药对天敌、家蚕、水生生物有风险;克百威、灭多威、速灭威等氨基甲酸酯类对鸟类有毒性等等,都属于存在退市风险的问题品种。
笔者近日参加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的农药生产批准证书发证产品专家评审会,专家们对取代百草枯水剂的百草枯可溶粒剂、可溶胶剂等提出质疑,建议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专家进行现场考核,对符合并满足生产条件的企业才给予发证。就目前来看百草枯新剂型产业化的难度确实不小,从另一个角度看,百草枯新剂型的准入门槛也在逐步提高。因此,对一些比较特殊的产品,在把关产品登记时,还要考验产业化问题。
要想顺利取得农药登记,并且保证有较长的生命周期,必须满足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基本条件,同时又要保证对生态安全、环境友好,还要不容易产生抗药性。
一言以蔽之,真金不怕烈火烧,产品要经得起市场的考验,首先要经得起登记的考验。
近日,笔者应邀参加长沙市曙光环保公益发展中心举办的“生态农业与粮食安全论坛”。某专家在论坛上指出,农药、化肥、农膜、转基因作物等是导致农产品不安全的四大元凶,我国高毒农药的用量超过70%,农药更是导致癌症、慢性疾病多发的毒物,发展生态农业完全可以拒绝农药。
这位专家以自己开办在某地的生态农场所取得的成功经验为证,通过色诱灯、养鸡、放养赤眼蜂等物理、生物防治,完全不使用农药,同样可以实现丰收的目标,与使用农药的作物相比,每亩产量仅减少40公斤。因此,他得出结论:现代农业完全可以拒绝农药。
笔者对此大为不惑!我们提倡采取物理、生物、农业、机械等多种防治措施防治农业有害生物,只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化学防治措施,但作物病害和地下害虫、钻蛀性害虫、迁飞性害虫等大爆发时,采取非化学防治措施无法控制危害时,拒绝农药行吗?
生态种植与常规种植相比,每亩减少产量40公斤,以18亿亩农田计,就会减产720亿公斤的产量。我国并不是粮食过剩国家,目前的常规种植方法仅能基本解决吃饱问题,如果拒绝农药,全部实现生态种植,将可能导致超过1亿以上人口的饥荒。一个国家连粮食的数量安全都得不到保障,又何论质量安全?
至于我国高毒农药的用量超过70%,完全是无稽之谈!据统计,目前我国高毒农药登记的品种数量不到5%,由于高毒农药的使用受到十分严厉的监管,其用量会更少,结论何来?
说农药更是导致癌症、慢性疾病多发的毒物,也是缺乏科学根据的。日益严重的世界性环境污染及高吸烟率、高油脂、高盐等中国式的生活方式,无一不是导致癌症、慢性疾病多发的原因,将其归罪于农药,岂不是天大的冤枉?诚然,是药三分毒。农药与医药是同源的功能性化学品,有人因西药有一定的毒性而拒绝医药吗?食盐有一定的毒性而拒绝食盐吗?
我国制定有严格、科学的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国家标准,并且不定期进行修改和完善,只要科学、合理使用农药,积极开展绿色防控,农产品中农药残留不超标就是安全的。农药残留不超标的农产品不安全吗?本来安全的农产品,通过保鲜、染色、熏蒸、打蜡、漂白等加工过程中违法使用添加剂,最后变成不安全的食品,这能怪罪于农药吗?
随着城镇化建设的提速,农村青壮劳动力越来越少,而生态种植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谁会愿意拒绝使用除草剂而回到刀耕火种时代?
就是拒绝农药,随着空气、土壤、水污染的加剧,特别是在土壤中度、重度的重金属污染地区,谁又能够种植出合格的有机农产品?
我们鼓励在环境合适的区域发展生态农业,种植出各种绿色农产品、有机农产品,满足不同层次消费者的需求。但采取一刀切、全面发展生态农业,这符合中国的国情吗?
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袁隆平教授曾说:种子、农药、化肥是确保粮食和农作物丰收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种子好比发动机,农药、化肥好比两翼,三者缺一不可。现在社会上对农药的认识缺乏科学性,这是一种非常不正常的现象。他说随着超级杂交稻高秆高产化的发展,对农药、化肥的依赖和要求会越来越高,粮食安全离不开种子,也离不开农药、化肥。以超级稻的稻瘟病、稻飞虱为例,如果防治不好,轻则减产,重则颗粒无收,农业科技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就会付之东流。
民以食为天,随着全球人口的快速增长,化肥、农药、农膜等农用化学品对于促进粮食高产丰收、保障人们食品供应等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在现代社会,缺少了化学农资的农业生产,保障粮食安全是根本不可想象的。因此,我们要大呼:诋毁农药不应该,拒绝农药不现实!